重庆力争国家环保模范城 26项指标达标

劳思光如此所建立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封闭式的人文主义，取消了超越的天的存在以及它与人的主体性的交涉，主体性成为悬绝的孤岛。

(92)由此来看文化，可以作这样的理解：文化之体不仅是道，亦不仅是心，而乃是心与道的契合，意识与真理打成一片的精神。他说：翕的势用是凝聚的，是有成为形质的趋势的，即依翕故，假说为物，亦云物行。

特别是直接承继王阳明心学而来。(69)但贺麟更多地是对冯友兰提出不同意见，认为：冯先生只注重程、朱理气之说，而忽视程、朱心性之说，且讲程、朱而排斥陆、王，认陆、王之学为形而下之学，为有点‘拖泥带水(70)，并援引了王恩洋对冯友兰的批评：理学家穷理之极，必入于唯心论而后其学有着落……今冯先生则又不然，取其理气之说，而遗其唯心之旨……如没有心，便无敷设发用之具。② 从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把握心与理、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的关节点，在于1923-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。故理必在心中，而心之为心，即因其‘聚众理而应万事。(71)贺麟：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2年，第33页。

借用今天的话说，他们是要对形上儒学作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。所谓中国人，无论他是如何底聪明优秀，将来会只成一个人种学上底名词。他认为曾子以忠恕为道，就像孟子说孝弟一样，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

(85)钱穆：《国学概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7年，第6页。读者必当知此意，乃可与语夫‘好古敏求之旨。信者，贯通于心与心之间，既将双方之心紧密联系，而又使有活动之余地，正如车之有輗軏。孔子又曰：参也鲁，是曾子姿性较钝，不似后代禅宗所谓顿悟之一派。

(92)这处隐然显露出了钱穆的抱负——以孔学收摄一切古今中西学术。(40)阮元：《揅经室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54页。

钱穆对于持守道统论的宋明理学难免有师心自用之讥。因此，我不喜欢先心觅性，而总主张即心见性。但若以偏重上达的豁然贯通解释忠恕之道，他也同样反对，故他批评理学家对忠恕一贯的理解有禅宗秘传的掺入： 孔子殁时，曾子年仅二十有七，正值孔子三十而立之阶段。(70)钱穆：《周程朱子学脉论》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五)，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216页。

……独于作者之私人著作，不厌屡次提及者，此亦古人一家著述，自具一家系统之微意。他对孟子之学的谨慎态度其实正透露出了他对阳明心学的态度。因于现前个体心之层累演进而始见有历史心与文化心，亦因历史心与文化心之深厚演进而始有此刻现前之个体心。(88)余英时：《犹记风吹水上麟：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》，台北：三民书局，1991年，第48页。

不仅于《孟子》《论语》当分别观，曾子、孟子当分别观，《中庸》之于孔子、孟子亦当分别观。另有人则只是站在世界史和世界哲学史，实际则是站在西洋史和西洋哲学史的立场，来求了解和衡量。

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大语境中有着重要意义，其《论语》学卓然自成一家。尽管有人主张，人心发展之最高阶层在理智，但人心之最先基础，则必建立在情感上。

(72)他批评仅仅以仁来理解孔子的作法，因为忽视礼制就忽视了政治与历史的面相。极知僭妄，亦盼读者之谅宥。但平心而论，其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未可完全接受，因为程朱也都自认是接续孟子殁后不传之道统而来，非止陆王如是也。不过，需要分析的是，钱穆所说人道人心与前人相异。⑨不能说仁是道，孝弟只是情。此后于1924年撰成《论语要略》，1935年出版《先秦诸子系年》，其中考订孔子生平。

孔子所答，主要不外重民生，兴礼乐，乃所谓‘富之‘教之。(72)(73)(74)(75)(76)钱穆：《论语新解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377、44、382、385～386、472页。

教育政治，其道一贯，事非异趋。然子思师于曾子，孟子师于子思之门人，一脉相传，孟子气象固极宏大。

在此意义上，仁道与孝弟之道有大小之别。(62)他说：孔子及以下墨子、孟子等，皆曾周游列国，上说下教，对当时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教育诸问题，思虑讨论，皆极实际、极具体，而又极复杂、极变化。

又，钱穆解释《宪问第十四》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言：本章重在‘下学两字。(93)故余英时称钱穆之学为宏观史学，见余英时：《犹记风吹水上麟：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》，台北：三民书局，1991年，第43页。在此意义上，其以心学和史学两个维度来解释《论语》，亦可谓具一家之言的价值。此语实易引人入歧途，而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。

世不重名，则人尽趋利，更无顾虑矣。(55)钱穆：《本〈论语〉论孔学》，《孔子与论语》(钱穆先生全集本)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98页。

③④⑤⑥⑦⑨钱穆：《论语新解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、3、4、5、319、4页。陆王说心即理，则不须另要功夫。

并直陈名亦孔门之大教，而这一讲法正是本于他对《春秋》的理解，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惧此名而已。在上庄，斯在下者感以敬，此乃一礼之两面，亦即一德之所化。

(43)(44)钱穆：《中庸新义申释》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二)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73～75、76页。但应当指出的是，钱穆从史的视野观照《论语》，忽视了如何在一个平铺的历史序列中建立价值标准的问题，相应地他也未予孔子之道德精神和超越性境界以应有的关注。(91)(92)钱穆：《孔子与论语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15、219页。(51) 重学脉，则须通观历史，有一思想史、儒学史之视野。

人道必本于人心，因为人群社会之成立要以人之道德人格的养成为基础。对此，他屡有述及，如：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，故孟子曰：仁也者，人也。

举一反三，推一合十，验之于当前之人事，证之以心理之同然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知之次也言：不知而作：此作字或解著作，然孔子时，尚无私家著作之风。

所谓‘博学，所谓‘一贯，所谓‘好古敏求，我们当从此等处着眼。故只提一礼字，而历史演变之种种重要事项，都可综括无遗，且已并成一体。